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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次穿行于關中那片位于西（安）咸（陽）之間的土地，看到那些起伏不定的土坡以及和北方大多數河流一樣蜿蜒、斑駁甚至有些丑陋的渭河河道，記者都會不由心生感慨：就是在這片土地上，曾經主導了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發展時期，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滿了王朝興衰的歷史風塵，而如今，殘留的或是一個只有遠觀才能呈現的土堆，不知道下面掩埋著哪一位王侯將相；或可稱為寬闊的河道，河水卻斷斷續續，難尋一絲大河奔流的氣勢；一望無際的麥田，微風吹過，麥浪由近及遠而去或由遠及近而來，但麥浪過后，一切歸于安靜。
所以，記者曾經不止一次對著散布于機場高速兩邊的工廠的煙囪發呆，陷入沉思，這些無名的煙囪，一時間成了對這片土地的輝煌歷史的現實反諷。但這就是這片土地的歷史，也是這片土地的現實，想必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都會關心的是，這里未來會是什么樣子呢？
一個宏大的現代城市建設理想正在浮現。照規劃，在未來的10年乃至更長時間里面，陜西省決策者將在這一地區近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進行一次城市建設的“冒險”，之所以說是“冒險”，一方面是指這片土地之下埋藏著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時期的記憶；另一方面，陜西省的決策者將在這里實踐的是被稱為“田園城市”的城市規劃理念——這一理念雖然曾深刻地打動過無數城市規劃者和建設者，但考慮到這一理念從一開始就不僅是針對城市建設提出的，它要解決的是提供“一條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所以，對這一理念的實踐牽涉了如此復雜、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使得少有人真的可以將它變成現實。
現代田園城市的未來
1898年，勇敢的英國社會活動家霍華德出版了那本著名的《明天：一條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了建設“田園城市”的設想，認為應該建設一種兼有城市和鄉村優點的理想城市，城市四周被農地圍繞以自給自足，嚴格控制城市規模，保證每戶居民都極為方便地接觸自然。
在此后的世界城市發展史中，盡管“田園城市”的規劃和建設理念，與柯布西耶所代表的另一派對世界城市發展規劃產生深刻影響的“城市集中主義”有過辯論和交鋒，但直到目前為止，應該說越來越多的城市發展實踐表明，更多的城市開始希望能夠在田園城市的規劃理念中找到醫治存量的城市病的靈感，并在增量的城市化過程中，通過這一理念，來實現人們對來到城市追求“真善美”的理想。
這顯然也很符合陜西省決策者對西咸新區城市發展的表達。此前正式對外發布的陜西省西咸新區總體規劃明確提出：在這里，“基于現代城市生活的需求和人們親近自然的要求，著眼新區城鎮、村落、耕地、水系、文物古跡相互交融的基本特質，回顧古代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延伸和發展國外城市規劃的經典理論，形成‘現代田園城市’的建設理念。”
當然，這將近9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地理位置上是如此特殊，其正處于西安和咸陽兩個具有全球文化影響力的千年古都中間，而這樣的一個地理坐標，從其規劃開始就有可能使得這一地區在全球城市版圖 中贏得一席之地。更何況，陜西省方面的初衷之一是，希望能夠通過這一地區的開發，加上西咸兩市主城區和周邊衛星城鎮的建設，共同構成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總體城市架構布局，對西安的古都復興很是關鍵。
于是，兩種可能的未來圖景就出現了：第一種可能的圖景是，西咸新區及其西安（咸陽）大都市所在地的歷史文化資源具有唯一性、世界性，這里囊括了大量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周秦漢唐時期的歷史遺跡：周豐京、鎬京，秦阿房宮、漢長城、渭北帝陵等，這些遺跡從文物的角度而言是國家級歷史文化保護遺址，但從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而言，這一地區是西方世界對古老東方文化溯源和觀瞻的重要起點和載體，在這一地區如果能夠在保護和城市建設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這里將會誕生一個最具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和現代城市文明發展的國際化都市。
另外一種可能的圖景是，如果在城市建設的實踐中，出于權力或者資本的種種誘惑，沒有能夠充滿敬畏地對待這些歷史遺產并使其為新的城市精神形成和彰顯提供底色的話，這里將成為中華文化的最大遺憾。而且，一旦失去了，將永遠沒有了。
二
我們希望對包括陜西省西咸新區在內的提出建設“田園城市”的決策者給出的提醒的是，對于“田園城市”建設的從來就不是口號化可以實現的，甚至很少有人能夠體會到霍華德這一理念背后的包含的“政治家氣度”（很多人甚至將這一理念當作了始于中世紀具有郊區特點的開敞式規劃類型的替罪羊）：在這一理念背后，包含了對一系列制度構建和良好社會建設的追求，這些也才是“田園城市”建設的真正密碼。
霍華德對“田園城市”理念的提出，是基于19世紀英國城市化的基本事實，他同時關注著城市和鄉村，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上，而非僅僅從人口和建筑的空間布局上來審視當時正在出現的令人沮喪的城市發展效果：“在人類力量的影響下鄉村愈加貧窮，而城市也沒有在市政發展方面獲得任何相稱的結果�！�
所以，后來著名的城市文化學者劉易斯o芒福德對建設“田園城市”的基礎和創意進行總結時稱：霍華德“抗拒了為了提高土地價格而增加密度的誘惑”，“他同樣消除了由于土地使用中非理性和投機變化而帶來的不穩定因素”。
于是我們看到，霍華德的方案中設置了環繞著每一個田園城市的城市發展外部界線，以永遠保留開闊的鄉村，用作農業或者休閑用地�！耙蛔F代城市，正如一座中世紀的城鎮，必須遵照人的尺度來規劃，并且必須有一個確定的尺寸、形式、邊界。它不再只是一種房屋沿著無序的街道蔓延擴散的城市，一直通向無限遠處，然后在濕地的邊緣處戛然而止”。城市增長的頂點是到達市中心社會服務設施的最大承受極限，進一步的增長可以發生，但不是通過容納更多的人或者城市蔓延的方式，而是以田園城市為基礎通過同樣的方法來實現。
霍華德主張，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地域關系是均衡的，關于其內在發展方面，在家庭、工業、市場之間，政治的、社會的和娛樂的功能之間存在著一種平衡�！皳Q句話說，霍華德不但避免了特定的居住郊區化和公司城鎮的諸多缺點，而且他還成功地消滅了由無限的聚集而導致衰敗的可能性”。
基于此，劉易斯·芒福德的評價是，“霍華德也許可以被稱為第一個通過一種合理的社會概念來思考理性城市動態發展過程的城市思考者”。
那么，今天面對劉易斯·芒福德對一個真實的霍華德和“田園城市”理念的總結時候，我們是不是會有些悵然若失？一方面我們感嘆霍華德的勇氣，同時，這樣的總結難道不是也可以被認為是對目前我們的城市發展中所遇到困境的恰當的描述嗎？不但是恰當，恐怕是很恰當——在我們的城市和規劃建設中，土地的使用充滿了非理性和投機的色彩，很多城市都無法找到自己的邊界，而是任由其在 空間上無序的蔓延，這被形象地稱為“攤大餅”；另外，在一個城市的不同區域內，政治的、社會的、娛樂的功能存在著鮮明的斷裂，我們的城市正在變成一個一個的“恐懼的孤島”。
我們可能正在經歷著世界城市發展史上失敗的一幕，而且，更讓人悲觀的是，“田園城市”的理念在其提出以后的城市發展史中，雖然對城市規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真正的“田園城市”的建設實踐卻總是遭遇抵制，困難重重，“是一個步履維艱的運動”——開始是因為工業的重點仍然是經濟利潤，“田園城市”受到以蒸汽機動力為主的工業在技術方面和金融方面的雙重抵制；此外，“交通、通訊條件不完善也是限制這一理念發展的障礙，人們總是希望自己的活動范圍能夠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而沒有任何動力到另一個”田園城市“中去生活。
但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劉易斯·芒福德認為“田園城市”之所以發展緩慢的原因可以被歸結為“它的形式生來就是為了合作而服務，為按照社會的需要進行規劃的社會而服務，其中農業與工業地位平等，土地使用與土地管理的必要社會基礎就位于社群中間”。所以，為了順利地建設“田園城市”，“它應該是地域機構的產品，其行動范圍要超出市政機構本身”，“只有當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直接邁向地域復興這一目標的時候，田園城市才能夠形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被霍華德及其同事們所證明的城市發展新原則是普遍適用的，他們指向位于和諧的地域內部的和諧城市集群：一方面，廣泛的傳播一種更高級的人類文化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融入可持續的生命環境和以生命為導向的鄉村特點”。
三
恐怕無論是霍華德還是芒福德，當年都不會想到自己的有關“田園城市”的思考和總結，會如此適用于中國已經和正在經歷的城市化。
不過，我們現在需要考慮的是，兩位逝去的大師的言論將在多大程度上為我們的城市化變革提供引以為戒的教訓，并引發更多更深層次的針對現代“田園城市”建設的思考。而在這些思考中，最具價值、最具根本性也最具挑戰的思考之一就是：城市是作為社會性的存在而存在，對“田園城市”的追求則是對“一條走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的追求。
這正是我們與陜西省西咸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軍對話的主題，在其看來，“現代田園城市”亦是在實踐以社會的視角重現發現城市的理念，亦可謂之“理想城市，理想社會”。
而我們更關心的是，陜西省西咸新區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踐并實現“田園城市”的理想呢？“田園城市”的理念又將給西咸新區一個怎樣的城市發展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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